共和国75周年礼赞·生活印记丨我是个体户

　　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

　　钱荣光今年75岁。

　　53年前，他离开了家乡温州乐清虹桥镇钱家垟村，开启了“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的创业史。从浙江到湖北、上海，再到河南、甘肃、宁夏，最终来到北京，从倒腾商品到生产包销，他的经历贯穿新中国成立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也嵌入农民从以土为生到进城寻路的转型中。

　　他的历史，不只是一段个人史，还是一种模式、一个空间的具象化。这一模式，就是“温州模式”。这个空间，就是“浙江村”。

　　39年前，《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专稿，“温州模式”这一说法诞生。文中说：“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一年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实地考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地方，对温州农村经济新格局和由10万农民供销员组成的民间流通网极为赞赏：“‘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

　　32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项飙通过对浙江商人（主要是温州人）在北京丰台区生产居住的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次年写成了论文《北京有个“浙江村”》，也开始了他长达几年更为专业的对“浙江村”的人类学研究。后来，专著《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问世，让更多人知道在北京的一个“村”里，有十几万浙江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在这个时间点上采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个体户，不只是为了书写一个故事，而是通过农民的创业史去体认他们敢为人先的创造性和吃苦耐劳的品质，看到项飚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同时，也通过个体户在政策变迁中起伏向前的经历，去反观一段艰难又辉煌的改革史。

　　自下而上的创造和自上而下的支持，让个体户在市场主体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不足1%，截至今年6月底发展到66.9%。

　　编号10101

　　早在1956年9月，永嘉县燎原社尝试包产到户。这一尝试后来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一千多个，涉及17万户农民。1998年，杜润生为永嘉县题词“包产到户第一县”。

　　钱荣光家就在这17万户之中。然而，温州七山两水一分田，人多地少，农民很难致富。背井离乡求生存，钱荣光也是被逼无奈：“中国人自古有乡土情结，农民靠土地吃饭，更是离不开故土。回想当初离家，更多是因为穷，为了生存下去而离家寻找营生。”

　　钱荣光是钱家垟村第一个出村谋生的，作为先行者，没有参照和模板。“去到哪里，去干什么，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打算的。”

　　1971年10月，钱荣光到了湖北宜昌，在葛洲坝809码头拉砖扛木头，就这么苦干了4年。1976年，有了一点点积蓄的钱荣光到了上海。在那里他买一些香烟等稀罕东西，装到暖瓶、衣服里，带到老家再卖出去。

　　在上海四处流动做商贩时，听一位老乡说去外地补鞋能挣更多钱，钱荣光便在1977年带着妻儿到河南洛阳街头补鞋讨生活。在补鞋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将生意扩大到修包、修衣服拉链，同时发现补鞋机在当地是稀罕物。当时老家一些能工巧匠竟然自己琢磨着制造出一台台补鞋机来，于是他在修补的间隙就跑回老家倒卖补鞋机。倒机器比倒香烟更艰难，他要把几台机子拆成零件，到了目的地后再拼装起来。

　　那个时候，为生活所迫选择做小生意的人，远不止钱荣光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有千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同时大量知识青年陆续返乡，使当时出现就业难问题，章华妹就是其中一个。

　　十几岁时，章华妹就在温州市解放路一带卖玩具手表、打毛衣用的针、皮筋等小商品。“我兄弟姐妹7个，那时候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就几十块钱，根本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而且那时候进厂工作必须顶替，我上边有5个哥哥，这个工作是轮不到我的。因为那个年代男人比女人要紧，男人有工作，老婆才好娶。”

　　章华妹回忆摆小摊的经历时说：“当时的脸皮需要很厚，有人经过看你是摆摊的，都看不起。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要吃饭的。除了被看不起，那时候政策还没放开，我们就是偷偷摸摸的。”

　　当时在温州市工商局工作的陈寿铸也很着急，他通过调研走访，得知一千多个商贩中，96%都是没有工作的人，不做生意就活不下去。但是政策那么紧，怎么办呢？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我国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个体户”这个名字逐渐被大众知晓。这个消息让陈寿铸感到改革的大幕正在拉开，但具体怎么实施，还没有明确文件。陈寿铸向局长提出可否尝试先试行发放个体营业执照。经过多方游说，克服重重困难，温州市工商局决定放手一搏。可个体营业执照是新事物，没人知道应该长什么样，陈寿铸想，“当时企业是用8开的执照，个体工商户相当于小企业，执照可以缩小一半，用16开。于是，我就画了一个样本，印制了2万份。”

　　当章华妹和小商贩们听说可以领执照时，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终于不用偷偷摸摸摆地摊了，害怕的是政策反复，万一以后有什么情况，一纸证书就会成为证据。“我父亲说，你反正没工作，而且国家都改革开放了，领了不会有错。”就这样，在1980年，温州市发出全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共1844张。在那年的12月11日这天，章华妹接过一张用毛笔填写着主营小百货、经营方式是零售的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个体户。

　　她执照上的编号，是10101号。

　　沉重的翅膀

　　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张洁写出一部“改革文学”的力作，《沉重的翅膀》。改革，就像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一样，欲要高飞，先承其重。毕竟，改革要改掉旧的，革出新的。如今只道是寻常的事，在当时，改革的风帆随时会遇到激流险滩和密布的暗礁。

　　从1977年到1981年，靠着修补一双双鞋、一个个箱包、一条条拉链，几毛几分地挣，钱荣光有了一点积蓄，并回乐清老家盖了楼房。这让村里很多人心生羡慕，陆续有不少人在他的带领下外出谋生。

　　然而1982年，乐清发生了“八大王”事件。十几年前，乐清的柳市镇为了接纳返乡的知识青年就业，成立了柳市通用电器厂。电器厂使用的是挂户经营的方式，就是厂里负责提供经营凭证、管理账目，下设的各个车间如电器车间、旧货车间、翻砂车间等独立经营，定期向厂里交管理费。由于这些青年有知识、有闯劲，加上当时市场需求量极大，所以这个厂在1979年的产值达到了1个亿！厂里为了表彰这些干得好的人，就按照行业分类表彰他们为某领域的“大王”。树大招风，很快“大王”们被列为打击对象，于是就有了“八大王”事件。当时从上边来的工作组认为，乐清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方向是错误的，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乐清县委则认为商品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对农民是有利的。

　　实践的确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第二年“八大王”得以平反。随后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但是，“八大王”事件仍给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小打击，对个私经济是“刮资本主义歪风”“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等质疑也未间断。温州作为个私经济发展的先行区，从农村发展出来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纽带的商品经济的格局”也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

　　毫无疑问，农民自发性的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目前全市农村户均收入超过4000元的农户已达三分之一，全市农民人均收入已从1977年的55元上升到1986年的508元。但在前一段时间，有人却对温州的农村改革提出种种非难，甚至怀疑其发展的方向是姓‘社’还是姓‘资’。温州的农村工作干部和农民，尽管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发展商品生产的新路子，但他们常常心存疑虑，思想上有好多解不开的疙瘩。他们反映，理论不清，名声不定，政策不稳。正是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温州引来如此尖锐、复杂的反应，使得温州人对理论的渴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1987年6月26日到7月2日，《农民日报》邀请了一些经济理论家到温州去，与在改革实践中的干部、农民企业家和专业大户等进行了直接对话，并用《温州对话录》的形式陆续刊出。上面那段文字，就是这一对话的出发点。

　　这场对话围绕温州的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如何看待农村非公有经济的增多、广大农户非农产业的家庭经营是否是“三月桃花”好景不长、如何认识农村出现的挂户经营、农村合股经营是合作经济还是私营经济、怎么看待温州的雇工问题、如何看待龙岗这样的农村小城镇的兴起这七个问题展开。在《温州模式再研究》一书中，作者胡方松、林坚强对这场对话做出了如下评价：“以空前的大气魄和空前大手笔，为温州模式公开进行激扬辩护。这如果不是绝后的，也绝对是空前的，是温州模式发展中极为精彩的一章，也是温州模式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题。”

　　实践倒逼理论更新，也需要政策的放开和支持。

　　1937年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找郢乡胡疃年庄的年广久，也是最早做小商贩的那批人之一。后来他开始卖炒瓜子，还起了个名字叫“傻子瓜子”。他的瓜子风味独特，而且一方面通过提高生瓜子收购价来提升农民的积极性并扩大规模，另一方面他又以薄利多销的方式开拓农村市场，就这样，他的作坊迅速扩大，“傻子瓜子”也赫赫有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中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但是，作坊因为雇工太多而引起争议并震动了上层。邓小平用“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为其“撑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再次谈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解放日报》首提“温州模式”时，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说这一模式的来源之一，就是“放”出来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政策放宽，为广大农民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只有卸下束缚，减轻重量，翅膀才会飞得更高。

　　生存和发展

　　温州博物馆的主展馆里，展示的是以“温州人——一个生存与发展的故事”为主题的展览。人地关系紧张，使这里的人极为吃苦耐劳，同时也催生出了造纸、漆器、瓷器等精湛工艺，使温州成为“百工之乡”。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务实事功的“永嘉学派”在这里诞生同时又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既让这里在古时就有“一片繁华海上头”的气象，也让这里的人们有敢想敢干的商业气质。

　　从生存到发展，是这座城市的基底，也是当个体户的农民的历史进程。

　　有人说，世上有鸟飞过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当章华妹和温州市里的个体户们逐渐在当地获得合法性的时候，钱荣光们则跨越千山万水，将小商品带入更大的大市场中。

　　1983年，钱荣光随老乡一同前往宁夏做布料批发生意，同时还将亲戚带到那里进行简单的服装加工。从这时起，钱荣光的生存模式基本就是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里所说的“松紧两条链”：通过乡邻这条链进行信息传播和相互带动，同时将家人亲戚带入“劳动力链”。就这样，乡村和家庭两个场域形成的两个链条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生产机制，也促使这种以传统乡土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迅速投入和影响着当时的市场大潮。

　　很快，钱荣光想到更大的市场中去，加上当时听说已有老乡到了北京，便带领家人们到了北京丰台区的南苑乡。“两家十几个亲戚在海户屯的一间从农民那里租来的房子里做衣服，晚上烫完衣服就后半夜了。直接就躺在衣服上睡着了，做衣服的案子下也躺着人。”钱荣光的爱人当时主管生产和后勤，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钱荣光主要管销售，他认为当时这种业务模式非常有效：“依托家庭小作坊开展服装加工和销售，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生产效率高，头天夜里加工，第二天白天就能摆摊销售。第二是打通了生产和流通环节，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敏，船小好掉头。另外，家族成员一起工作，一切好商量。就这样，先到北京的人会陆续把老家的人带过来，慢慢地，从温州乃至整个浙江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为‘浙江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和温州当初慢慢放开政策一样，北京的政策也是在与进城摆摊的农民的博弈中一步步变好的。对“浙江村人”来说，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从四处摆摊到租赁柜台售卖。1986年，钱荣光在天桥商场租赁了一个柜台，算是“浙江村人”中第一批“登堂入室”的人。项飙总结：“1986年以来普遍出现的‘包柜台’（‘浙江村人’对租赁柜台的称法）对‘浙江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使‘浙江村’的产品开始占据城市核心的商业领域，人们不仅由此获得了稳定的经营场所，而且获得了空前的高额利润。1986年到1992年是‘浙江村’发展最快的时期，其基本动力就在于此。”

　　在《温州模式再研究》中，作者梳理了温州个体工商户的基本发展路径，从“提篮小卖”、承包柜台，到自办公司、连锁经营，再到成立集团。钱荣光的创业史也是基本按照这个模式开展的。“1988年，我整租了王府井大街的大陆干洗店，并在王府井丽华商场租了几个柜台。开始是自己租别人的柜台或是门店销售服装，后来进一步转型为租下柜台后转租给其他人，这应该是在京温州人涉足商业地产的雏形。”钱荣光说。

　　“潮起潮落”，是采访章华妹时她经常提到的词。“做生意就是这样，做过很多事情，也经历过很多事情。”从卖纽扣、羊毛衫上的珍珠片，再到皮鞋和面料辅料，从自家门口开辟出小柜台到承租店面，如今63岁的章华妹在温州大象城国际面辅料中心的店铺内依然忙碌着。店里有无数种精美的纽扣、腰带扣，在琳琅满目的服装辅料中，精致干练的章华妹左手拿着一摞单子，神情严肃地对着电脑，直到面对面聊起来以后她才渐渐舒缓下来。“做生意就是这样。”千言万语，一句话带过，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潮起潮落”中沉浮的滋味吧。

　　“潮起潮落”中，在北京的“浙江村”后来几经变迁，曾经的热闹和拥挤已成为历史。时过境迁，早已搬离“浙江村”的钱荣光还会到那里一个叫鑫江南便民服务中心的菜市场采购来自家乡的食材，听听那里的乡音。钱荣光说：“《舌尖上的中国》导演曾带《十三邀》栏目主持人逛这家菜市场。看到那个片段，漂泊在外突然看到这些食物，一下子就踏实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80年章华妹接过第一批营业执照时全国个体工商户数量不到1万户，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已经达到1.25亿户。他们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和市场的“神经末梢”，是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也是稳就业促发展的稳定器。

　　回顾个体户这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当不忘农民自下而上敢为人先的精神，也当让想飞的翅膀轻盈飞翔。正如杜润生在《解读温州经济模式》中所说：“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