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源头再探―从哈佛大学馆藏中国鸵鸟蛋化石说起

　　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源头再探―从哈佛大学馆藏中国鸵鸟蛋化石说起

　　    泥河湾盆地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以及第四纪地质学各分支学科，如地层学、古生物学、古环境学、年代学等研究的热点区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泥河湾的各类著述中，通常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开端追溯至1924年。当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GeorgeB．Barbour)考察泥河湾盆地，并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了该区域地貌特征和地层的短篇《注记》。巴尔博长期被视为泥河湾盆地的科学拓荒人。

　　    其实，早在1898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东方仁(CharlesRochesterEastman，1868-1918)就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通报》32卷7期发表了张家口西宁县（今阳原县）窑官庄出土的鸵鸟蛋化石，代表了泥河湾盆地地质古生物研究的真正开始。这件化石现收藏于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鸟类部，标本编号MCZOrnithology352279。

　　    美国地质古生物学家东方仁，年少时求学于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先供职于纽约、新泽西等州地质调查所，后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教授过一段时间地质学和古生物学，1910―1913年任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主任和匹兹堡大学教授，1913年后供职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除研究工作外，他还担任美国古生物学会编辑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编辑，并将德国学者Zittle的德语巨著3卷《古生物学》翻译成英文出版。

　　    东方仁在1898年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件鸵鸟蛋的来源，并对鸵鸟蛋化石进行了形态学研究。1923年，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在其《中国北部之新生界》中，披露了他与当事传教士的往来信件，进一步澄清了这件化石的产出时间和地点。综合东方仁和安特生的记录，我们可以还原这件鸵鸟蛋的发现和流传过程。

　　    1895年秋，西宁县（今阳原县）窑官庄一农民在一个6米高的山坡脚劳动时，发现了2颗“龙蛋”，1颗破碎，l颗完整。他将这颗完整的蛋带到了张家口兜售。该村民的内兄或内弟，二马坊村民金存德(ChinTs'unTe，音译)，在张家口美国公理会教堂作厨师，还有一些熟人也在该教堂帮工。于是，这颗蛋化石被以300钱的价格（相当于当时18美分）卖给了该教会教士雷云霄(WilliamParmeleeSprague,1843～1919)，在场的还有教士罗雅各(JamesHudsonRoberts，1851--1945)。随后，雷云霄教士与发现者一起，实地考察了化石发现地。化石发现于山坡脚地表下20英尺，围岩为黄土或粘土，破碎的那颗没有保留。雷云霄在该化石的一端切了直径1.5厘米的洞，确定里边没有结晶，证实是蛋化石而不是结核。1896年春，罗雅各返回美国时，受雷云霄之托，将蛋化石带回，兜售于美国科研机构。最终被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购入收藏至今。

　　    在哈佛大学的化石档案中，该化石的采集者被记录为W.P．Sprague，即美公理会教士雷云霄。根据国内学者对清末及民国基督教研究，雷云霄的生平大致清楚。他于1874年来中国传教，驻张家口，初期负责向蒙族传教，1876年转而负责向汉族传教，游历地点由蒙古转为蔚州（今蔚县）等地，何时离开中国不详，1919年于美国纽约肖茨维尔故去。有资料显示雷云霄1908年仍在处理张家口公理会事务，1909年张家口公理会教务由新来的美普会教士海宁尔(CharlesS．Heininger)接办，雷云霄或在1909年左右返回美国。鸵鸟蛋化石发现者到张家口兜售化石时（1895年），雷云霄已经在张家口20余年，较罗雅各的年资高。他还与化石发现者一道实地考察了化石产地。可惜的是，在安特生准备深入探讨中国鸵鸟蛋相关问题的时候（约1918―1919年），雷云霄已经弥留或者去世，东方仁亦然。所以安特生只能与罗雅各反复写信沟通当时的情况。

　　    根据近代基督教新教史相关研究，罗雅各的生平基本清楚。他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877年来华传教兴学，初驻北京。1880年由北京转张家口，在西豁子购地30亩立会设堂。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避道蒙古返回美国。义和团运动后返回中国，出版了蒙古避难经历，是研究近代蒙古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1906年携眷离开张家口回国，1945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故去。雷云霄购得鸵鸟蛋化石后，次年委托罗雅各回国时带回。东方仁对化石产地的记录，均来自罗雅各的叙述。当时，罗雅各已经在张家口传道15年左右，对阳原、蔚县一带地理非常熟悉，描述全面准确。另外，1919年2月17日，罗雅各致信安特生，澄清鸵鸟蛋化石出土时间是1895年秋，而不是东方仁1898年所说的4―5年前（哈佛大学网站上记录为1891―1892年）。此澄清可信。据悉，公理会传教士总部与派出的差会曾有协议，外派的传教士10年可以回美国休假1次，通常休假1―2年。1896年罗雅各返美，应是难得的假期（外派20年），印象很深刻，化石发现于其返美前半年，不至有误。

　　    鸵鸟蛋化石的具体产地，东方仁在1898年的文章中没有明确说明，仅说发现者是窑官庄人。这可能是1919年初或更早时候安特生首次致信罗雅各咨询的问题。1919年2月17日，罗雅各给安特生的回信，表示化石发现者是青圪塔村民（当时属宣化），而非窑官庄（当时属西宁）人。后安特生再次致信罗雅各求证，足见其谨慎。1921年10月11日罗雅各回信，表示窑官庄可能是姚家庄之误，言之凿凿称窑官庄与这事没有关系，关键证据是二马坊村的金存德（音译），他是罗雅各在张家口时候的厨师，也是化石发现者的内兄弟。罗雅各根据1921年8月27日海宁尔的来信，得知此厨师还在世，但已经离开张家口回二马坊村里居住了。

　　    我们认为，虽然罗雅各第二次回信语气肯定，但证据并不充足。“1921年8月27日海宁尔来信”的性质不明。如果是罗雅各接到安特生二次来信后，特意发信给海宁尔请其寻找前厨师帮忙查证，则论述相对可靠（时间间隔允许）；如果海宁尔来信只是教士间日常往来，分享传教情况时提到了前厨师回家的情况，其他由罗雅各自行回忆（已经过去25年以上），则论述并不可靠。

　　    清末民初，阳原蔚县一带，行政区划反复变更，或属宣化，或属西宁，不易分辨。但自然地理情况很清楚，相对于桑干河与壶流河汇流处，窑官庄在西，而姚家庄在北。东方仁1898年明确表示，“壶流河……在窑官庄东3英里处与桑干河汇流”，不存在笔误。另外，东方仁的记述中，以窑官庄为中心，还涉及盆地内众多的地点，方位和距离清楚，替换成姚家庄，反而不准确。因此，我们倾向于采信东方仁最原始的记述，化石是窑官庄人发现的，发现地点可能离窑官庄不远。

　　    鸵鸟蛋化石的发现者，没有留下名字。罗雅各1921年10月11日写给安特生的信中表示，这个人他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名字了。这也是我们觉得他没有专门致信海宁尔求证的原因。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这个人后来由新教公理会改信了天主教，罗雅各不愿提起他的名字（罗雅各特意点出了他改信天主教一事）。据悉，义和团运动以后，张家口地区的罗马天主教拿到了巨额赔款，势力更大，重建教堂、医院等，还给予每位入会者现金补助，部分公理会问道者和信徒因此加入天主教会；而基督教公理会受义和团运动冲击，虽经数年振作，仍难以恢复，最终于1909年将教务交给美普会。20世纪20年代巴尔博和桑志华等考察本区，泥河湾文森特(ErnestVincent,或译作樊尚)神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他属天主教。

　　    当然，姚家庄与窑官庄均位于阳原盆地内，即东方仁所称的“西宁河谷”，位于今天范围最小的“泥河湾盆地”（西以水峪口―虎头梁为界）定义内，大者（桑干河上游盆地）自不必说。无论该鸵鸟蛋化石产自姚家庄还是窑官庄，都无损这一发现是泥河湾盆地内最早地质古生物研究的史实。东方仁和罗雅各清楚定义了“西宁河谷”，对其范围、走向描述之清楚，甚至超过1926年发表时模糊不清的“泥河湾盆地”；他们还认识到，“西宁河谷”（阳原盆地）与“蔚州河谷”（即蔚县盆地）地质结构的一致性，确定曾经存在一个统一的古湖；认识到桑干河大峡谷形成时代较晚，古湖排干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确定古湖之后存在一个干旱期，沉积了黄土，鸵鸟蛋化石产自黄土砂砾石层，时代不早于更新世。

　　    上述事实表明，东方仁虽然没有实地考察泥河湾盆地，但有深厚的地质古生物素养，尤其是他在慕尼黑攻读博士，熟悉德国大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学说，通过有意询问熟悉该地情况的罗雅各，完全能够掌握研究需要的信息。东方仁与罗雅各二者合作，共同完成了对这一区域基本地质情况的分析。相比于1924年巴尔博的短篇《注记》，1898年的研究毫不逊色。

　　    值得一提的是，1918―1921年，安特生对中国的鸵鸟蛋化石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和精力，包括这件最早发表的中国鸵鸟蛋化石，主要目的是借助鸵鸟蛋分析中国黄土的成因问题。与东方仁一样，安特生也支持李希霍芬的黄土风成学说，他在《中国北部之新生界》以及《黄土的儿女》等著作中均辟专门章节论述。他认为黄土中发现的鸵鸟蛋可以有力支持这一学说：鸵鸟蛋壳薄而易碎，却常常在黄土分布区成组发现，有力驳斥了黄土水成学说，与黄土风成理论契合。他为了深入探索鸵鸟蛋问题，甚至一定程度上延迟了仰韶遗址的发现和发掘。1918年12月8日，安特生初次到访仰韶村，是为了寻找古生物化石，完全没有注意到仰韶遗址的存在，还在之后赶到郑州传教士A.C．Louthan处查看鸵鸟蛋。1920年12月，技工刘长山从仰韶村带给安特生大量石器和少量陶器，安特生推测当地存在一个大的史前遗址。但是1921年4―5月，安特生仍用大量时间在河南考察鸵鸟蛋及其堆积。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第2次进入仰韶村，发现了彩陶片及其原生地层。但直到这时，他还是对巨大的史前鸵鸟蛋更感兴趣（安特生自述）。1921年4月19日，他终于在渑池县郭峪沟地层中亲手发掘到鸵鸟蛋，自觉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将注意力转移到仰韶遗址。1921年4月21日，再次对仰韶村文化层进行了更细致的踏查，随后于当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进行了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黄土研究，是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重大问题。刘东生先生发展了李希霍芬的学说，提出了新风成理论，取得了黄土研究的成功。时至今日，再次回顾东方仁、安特生等对阳原盆地这件鸵鸟蛋化石的研究，不得不慨叹他们的学术敏锐性。基于1921年鸵鸟蛋问题（渑池郭峪沟确定鸵鸟蛋原生层位）和仰韶遗址相继取得突破，安特生的学术兴趣转移至考古学，未再继续关注东方仁的研究，未能实地考察阳原盆地，也错失了泥河湾盆地重大发现的机会。

　　    1924年以后，随着盆地内大量早期动物化石以及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泥河湾盆地的研究热点转向下部的河湖相地层，而上部的黄土堆积或水下黄土堆积，仅有少量研究。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宗教更替、区划变更、地名改易、拼音系统改革、学术热点转移、中西方交流断续等等，各种因素交织，当代中外学界对东方仁及安特生的工作己非常陌生。

　　    有鉴于此，我们将东方仁对该鸵鸟蛋来源和产地情况的记录。目前所见，这是科学文献中对“泥河湾盆地”（西宁河谷）的最早记述。毫无疑问，正是1898年东方仁对哈佛大学馆藏“西宁河谷”鸵鸟蛋的研究，拉开了泥河湾盆地地层古生物研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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