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的“三治融合”

　　“村里码头的大门换了不锈钢的，1.66万元。”“我也看到啦，码头还加装了监控设备花了5000多元，说是为了管理和安全需要。”近两年，在江苏省江阴市圩里村，村民们不用到村务公开栏前，只需摁下遥控器，就可以通过电视上的“户户通”平台，全方位了解村里的党务、村务、财务。

　　江阴市对于“户户通”的数字化探索和实践，是近年来我国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乡村治理的重视也提升到新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办、国办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一系列顶层设计和部署，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乡村治理正实现从“政府单向管理”向“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深刻转变——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方式手段不断创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强化党的领导 完善治理体制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村党组织，就不可能有战旗村的今天。”战旗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西北角，位置偏远，并无特殊资源优势。然而在村党组织的带领下，战旗村却屡屡立于时代潮头。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党的传统，也是优势。乡村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

　　十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党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国家层面，由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牵头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遴选推介乡村治理典型、总结推广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等工作抓手。在省级层面，各地也纷纷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在县级层面，乡村治理成为“一把手工程”。上下协同、左右联动的体制机制，推动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决策部署更好落地。

　　十年来，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带头人队伍得到明显提升，党员先锋模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发挥。浙江省武义县在“一肩挑”背景下，积极探索完善新时代“后陈经验”，强化“权力受到约束、村务全面公开、群众有效监督、自我能够纠偏”的治理理念；山东省莒县所有村“两委”成员连续7年在“公心节”大会上述职，村社干部每半年进行一次“公心体检”，用“公心”架起了干群“连心桥”；福建省泉州市罗溪镇则在村民小组建立由党员、小组长、各类人才组成的党群圆桌会，以党建“同心圆”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发挥“三治”作用 健全治理体系

　　“自治，激发动能；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风化雨。”发源于浙江桐乡市的“三治融合”民间实践，在党的十九大上升为庙堂之策。在政策指引下，各地在实践中完善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步履不曾停歇。

　　以自治为基础，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以“系统、问题、法治、群众、互联”五种思维制定村规民约，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浙江省象山县推行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说事”制度；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探索定向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定向产生议事代表、定向联系服务对象、定向反馈议事结果。

　　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农村法律服务供给，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健全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推进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广东省惠州市的“法保姆”为农村法律服务短缺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河南省新密市的“一村一警”模式，构建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构建县、乡、村联动，行政、司法、民事和解、行业调解仲裁等多种调解方式统筹的“一纵多横”多元调解机制，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以德治为支撑，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引领。贵州省福泉市巧用“红黑”两榜激活了内生动力；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贾河乡则以家风家训为抓手，引领群众见贤思齐，汇聚民心；山东青州市侯王村把“孝治、孝兴、孝富”作为治村之策，把昔日的散乱穷村变身为远近闻名的善治样板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村民积极性不断提高，共商共建共享氛围日渐浓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日益健全。

　　创新治理方式 提升治理能力

　　在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慈口观村，定期查看信用积分，成了村民的新习惯。在村里，积分跟福利挂钩不说，更是村民的脸面。出了村，无论是坐汽车、去医院，还是进公园、办贷款，积分高了都能有优惠。

　　文登的积分制实践并非独此一家。积分制、清单制、网格化……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出一系列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

　　湖南省津市市创新“红色存折”“绿色存折”“爱心存折”三种制度，以积分激励党员主动作为，鼓励群众参与环境整治、开展志愿服务；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建立权力、责任、负面三个清单，让基层用权有了“固定路线”，实现干部服务“看图做事”、群众办事“按图索骥”；天津市北辰区通过制度创新、赋权减负、模式打造、云端创新、全科深化，走出了全域网格“五步诀”。

　　去年10月，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乡村治理中运用积分制、清单制，以及整治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方面典型做法的内在规律、关键环节，分别归纳提炼形成了三个“一张图”，成为乡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

　　除了积分制、清单制等，数字化也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方法路径。四川省邛崃市借助腾讯“为村”平台，开发设置6大类90项功能板块，涵盖基层党建、便民服务、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方便了群众生活。在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村民“仁里集”手机软件上，不仅可以查看村务、上传不文明行为，还可以在网上超市售卖本地特产、推广本地民宿。上海市宝山区打造“社区通”网上工作系统，党员干部和村民实名认证，书记当“群主”、党员为“中坚”、群众为“铁粉”，实现干群便捷互动，群众需求精准把握，群众问题快速处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探索建立“互联网＋”治理模式，推进各部门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高效化水平。

　　解决突出问题 实现治理有效

　　“50元外加一条哈达，就参加了侄子的婚宴。”前不久，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塔秀乡塔秀村村民索南太见证了侄子人生的最重要时刻，要知道以前至少要1000元礼金和两瓶好酒才拿得出手。

　　当下，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乡村治理中还存在不少难点、痛点、堵点，比如办事不便、养老难、婚丧陋习、防灾意识薄弱等。

　　近年来，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针对农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研究破解问题的办法，努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为农民提供便捷服务。在北京市怀柔区，通过建清单、建队伍、建机制，实现了权限下放、窗口前移、服务下沉，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四川省宜宾市珙县，由村党组织、村级老年人协会或其他社会组织、特殊困难老人、助老巡访员四方签订《关爱服务合约》，切实解决特殊困难老人实际问题；在河北省河间市，通过夯实立体组织体系、强化分级分层设计、构建刚性链条机制、狠抓正反两面典型“四位一体”联动工作法，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做好防控，抓实抓细网格服务管理，党员、干部与群众一道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坚固防线，更是彰显出我国乡村治理的巨大优势。

　　展望未来，乡村治理仍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和挑战。但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的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加快补齐乡村治理短板，同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